论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和古希腊的体育文化

曲晚风

前言

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活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
在世界体育文化的殿堂中，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体育文化和古希腊的体育文化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前者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代表，后者则是西方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西方体育文化的起源。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和古希腊的体育文化，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不同的地理位置培养出不同的民族特性。


古希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瑞的欧洲、亚洲、非洲这三大洲的交界处，濒临大海，虽然山脉纵横，山地贫瘠，却拥有世界上最曲折的海岸线。
也正因为这天然的地理条件，为古希腊的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文化交流也大大提升。
从而也造就了古希腊民族有着开拓、冒险、竞争、侵略和敢于痛自然搏斗的性格。
因此在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中，追求着超人的力量。完美的技艺、协调的动作等都是人类最崇拜最美好的东西。
因为古希腊民族有着敢于竞争、勇于战斗的文化特性，在体育文化上，竞技运动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的地理位置

古中国的地理位置在北、西、南三面陆地极为不便利，东濒太平洋（当时的科技实力根本无法横越），内部却相当广阔。
因此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世代代生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局面，从而形成的民族性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很强，却缺乏征服性。
原始的对自然依赖，造成了古代中国人民朴素和谐的思想，从而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竞技性不强，显现出的是以和为贵的君子之交。
这种民族文化的心态，也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养成内向发展，追求身心自我完善、形体自娱的大陆体育文化形态。


古希腊的体育文化

由城邦组成的古希腊，战乱连绵，特别是城邦争霸和奴隶主镇压奴隶起义的内战使得人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但由于城邦经济以手工和商业为主，商品经济要求打破城邦界限，血缘关系在商业利益面前彻底瓦解，血缘关系的根除使“人人平等”的思想树立起来，摆脱了等级观念，使公民在政治经济上享受相对平等的权利，也提供了公民平等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希腊城邦制的核心成分是自治、民主、法制、平等，这种民主的政治制度，使古希腊人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意识。


由此也使得体育运动中人的主体意识，人的精神、价值的全面实现，形成了西方古代体育强烈的竞争性和开放性。
古希腊虽然分为许多彼此相互独立的城邦，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这就为古奥运会的举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但古希腊作为泛神论的民族，尽管存在着激烈的内部纷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崇拜诸神。
古希腊民族的共识是，世间都是由英雄——诸神创造的，并且认为神是人格化的英雄，为保持人与神之间的最短距离，常于收获的季节举行祭神活动，与神共享天伦之乐。


在祭神活动中，人们多以表现健康的裸体竞技和表现美的健身舞蹈与神同欢，以此创造出表达人间“悲欢离合”的艺术作品而倾诉于诸神。
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由此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竞技赛会，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祭神性的竞技已经具有全民众的性质，已经有正式的组织者并以装满橄榄油的陶瓮为奖品。
由此，古希腊逐步迈向“运动会”的体育系列，开始整合和构成古希腊体育文化。
古奥运会的举行对古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
奥林匹克祭奠所创造的竞技比赛模式，身体训练体系及和平、友谊、公平竞争、追求健力美和拼搏奋进的奥林匹克精神，对后世体育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古希腊的公民军制度使希腊公民全民皆兵，为了扩张和防卫，需要士兵有强壮的身体，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各城邦也采取各种运动方式来培养符合战争需要的人。在古希腊的教育体系中，体育的主要内容有赛跑、跳跃、掷标枪、掷铁饼、角力、肉博术、骑马游泳、舞蹈及球类游戏等。
古希腊的教育体系一方面为古奥运会培养运动员，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长时间训练既丰富了竞技体育内容，又提高了竞技运动水平。
体育思想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健的身体和精神”，特别是极力主张经过“坚忍不拔地努力”去“锻炼身体，并使身体做好精神的奴仆”。
柏拉图则认为从事身体锻炼，可以净化灵魂、获得道德上的提升，在本质上是接受体育柏拉图强调身体锻炼要适度，不能象职业运动员那样同时他还拥有平等的体育意识，认为无论男、女青年都应该严格受到体育与音乐的教育，一般为优秀的卫国者。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体育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气，而依靠体育就离不开人们对人体及其力量的观察与思考。亚里士多德认为孩童首先得接受体育教育，然后才是灵魂和情欲的教育，体育必须优先。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可以看出“节制”“勇敢”“公正”这三种重要的品质贯穿在他们的思想中。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体育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体育的萌发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产生于社会生产和生存的需要。
早在远古的渔猎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漫长的生产活动中逐步创造并完善了许多原始工具，如刀、矛、箭、镞、罟、舟、车等。为了使用这些生产工具，人们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发挥生产工具的最佳作用，由此人们逐步掌握了如奔跑、投射、跳跃、游泳、操舟等技能。
当时这些技能还不能被认为是体育活动，但它却是体育活动产生的基因。


先秦两汉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活动逐步形成和定型的重要时期。
出现的体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养生保健(包括行气服食异术、五禽戏等)。军事性的技能和体能练习方法(战争的演变促进了军队身体练习和技击格斗术及兵器的发展)。
娱乐性体育活动和宫廷体育活动(包括其间出现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如蹴鞠、围棋、中国象棋、投壶、杂技百戏及角抵等)，以家国为中心的体育运行机制。


中国传统体育的哲学特征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它在运行方面的特征：在与社会的联系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宗法性。在与自然的联系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特征，综合体现出这两种特征的，则是传统体育活动具有的强烈民俗性。
中国古代体育除了它特别讲究的装束和潜在深处的美之外，它更注重健康与长寿，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
诸子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百家争鸣而形成的许多思想学说，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对生命、健康的认识和生活态度。


举个例子：
《内经》中强调：“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比如中国自然养生学的源头就是道家。
“吸万物之气，养体内之根源”，老子和庄子把“道”看作与养生万物的母体一致，同时还主张人与万物都是由“阴阳之气”生成，道家文化中蕴含的体育理念为自然养生，以静修身，保健养生的内在超越的养生途径及审美的人生境界。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这种思想含有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因素。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诗、书、礼、乐、射、御（与西周的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大体相同）。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也主张贵生，但更重视的是集体的人情和人格完善。
儒家重义轻利，气在身外，气在身先的思想里已经包含有身心二元论。
孔子教导学生：比射时，既要力争胜利，又要讲究礼让——“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这似乎全面解释了现代奥林匹克名言—— “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
同时，在儒学思想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重文轻武的礼法思想，则扼杀了学校体育的发展还有儒学文化中蕴涵的“中庸”、“礼让”、“不为人先”等思想渗透到体育理念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蔑视竞争的公共意识和压抑竞争能力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这种教育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包括“宫廷体育”和“民间娱乐”，都有一个程式或规则，去保护体育文化中的“礼”。


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招术，但追溯其源，由于中国古代把体育纳入教育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一直接受着“礼”的影响。
笔者观点

总之，由于地理位置和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体育文化有其特色的一面，它是以儒家“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活动。


而古希腊的体育文化是以主客两分、身心两分为哲学基础，追求精神世界使人们勇敢开拓、探索未知，以发展人的能力和体能，即永远第一，争取超过别人，并逐步形成了竞技性、功利性、娱乐性为基本模式，更快、更高更强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